孙传庭覆灭后崇祯有多惊慌,1964年南京发现一枚将军印说明问题_

发布日期:2020-08-03 05:3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
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十月,孙传庭兵团在汝州兵败,传庭阵亡,大明最后一根擎天柱倒下了。

对于崇祯来说,这是最后一支能指挥得动的大兵团,第二年正月,李自成在西安誓师后东征,三个月就拿下了北京。

看上去简单,崇祯却也不会坐以待毙。实际上在这五个多月中,崇祯困兽犹斗,还是拿出了不少措施来试图遏制李自成的势头。

后人不少以为崇祯坐困北京一筹莫展,这当然不符合常理,17年皇帝不是白做的,当真半点措施没有,这个皇帝17个月也当不了。

令官员助饷、召天下兵勤王、亲送李建泰出征、着手准备南迁,几个月时间里,崇祯这些都做了,最后结果不用多说自然是失败了,原因很复杂,这里不多讨论。

具体到孙传庭殉国后,崇祯反应也很快,他迅速下令刻了一枚“荡寇将军”印,给谁呢?给孙传庭的部下白广恩。

“荡寇将军”印有多大分量,其实很重。

在明朝,将军印不是随便给的,将军之上加以名号,属于难得的荣典,一般只给功勋战将,比如正统年间名将杨洪挂镇朔将军印出镇宣府、王骥佩平蛮将军印远征麓川。

到了明末这个时期,仅有一位将领被赐将军印,这就是左良玉,他在崇祯十三年被授“平贼将军”。

左良玉是什么分量,他在明末是首屈一指的重镇,手下兵力多过孙传庭,坐镇武昌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当然在最后几年,左良玉已出现拥兵自重苗头,无论是孙传庭还是崇祯,都已经难以直接指挥他了。

白广恩何许人也,《明史》中无传,只在他人传记中出现,虽也身居总兵高位,终究是流贼出身,孙传庭爱其骁勇,才让他统领火车营要职。但汝州之战,正是白广恩的火车营首先招架不住,高喊:师败已!引发明军崩溃,此后广恩又因私怨不救高杰,如果追究罪责,白广恩至少该革职下狱。

白广恩显然无法与左良玉相提并论,崇祯为什么要把不可轻以与人的朝廷名器赐给一个败军之将,原因也并不复杂,因为崇祯已经慌了手脚。

到了崇祯最后几年,朝廷威信几乎扫地,崇祯十三年,朱由检可以处死“剿贼无功”的总理熊文灿,还可以把讳败为胜、杀良冒功的左良玉贬官三级。然而没多久,崇祯就意识到不妥,杀熊文灿不要紧,他只是个空头司令,贬斥左良玉带来的后果则难以预料,于是赶紧再加以笼络,赐予平贼将军印。

到了崇祯十六年,朱由检连追责白广恩的勇气也没有了,他只能指望白广恩能收集孙传庭败兵,重整旗鼓,成为朝廷藩屏。

确实,传庭虽亡,余部还有不少,白广恩、高杰、陈永福等素称悍将,如果能收拢残部还有一定实力。

孙传庭败阵消息传到北京,崇祯迅速下令封授白广恩并铸成印信,但印信制铸总要时间,白广恩的动作比崇祯更快。就在当月,白广恩在固原投降了李自成,两人握手共饮,白被封为桃源伯。

这枚罕见的印信自然就没能送到白广恩手中,可能是落到了白广恩在北京的亲属或部下手里。几个月后,北京三度易主,由明到顺再到清,这方印信的保存者又逃到南都。

等到清兵南下,弘光朝又仓皇逃窜,兵荒马乱之际,这方前朝印信已成无用之物,携带不便又不安全,于是被丢弃了事。

1964年,荡寇将军印在南京玉带河底淤泥中被发现,玉带河正是当年留都南京的御河。

此印为银质,伏虎纽,方形,纵横10.4、全高7.5厘米,重3.2公斤,与明代规定的将军印信的规格完全相符。

印文铸“荡寇将军印”柳叶篆文一行五字。印上方左侧刻阴文楷书“崇祯拾陆年拾月日礼部造”,印左边缘刻阴文楷书“崇字捌百柒拾号”。

荡寇将军现藏南京博物院,成为当时天下大乱的一个历史见证。